刘晓原的博客

罪有应得！腊八节快乐！

贪官所贪钱物的用途，预防腐败局应做专题分析报告

为情所困,不容易啊,

这样的事在“公务员”队伍里还有吗！“公务员”这个“新兴的阶级”，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应该是“三个代表”的楷模！不应该是民族的渣滓！

好象大多贪官之“贪”有一个共性中的个性，那就是“贪钱”为了“谈情”。一日之中：早上轮子转，中午盘子转，晚上裙子转。如此“转”的鬼迷心窍，思想打铁，什么念头都滋生曼延，一发不可收拾，连自己的脑袋都忘记得很干脆，就将“贪”来的“钱”大把用来讨好“情”，最终不拜倒在石榴裙之下，那才叫怪哉？！
呵呵，在此也拜访朋友！

连有职无权的政协副主席都敢这样干，真是不敢想象。

官没有不贪的。 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跟土匪窝差别不大。

他为情死，更为钱亡。有多少人鬼迷心窍，至死不悟啊。现在领导都成了高危人群，重点关注对象了。

为情而死?不对,最多是为性,于情无关.

为情而死?不对,最多是为性,于情无关.

人的本能意义上的各种欲望无所谓善恶，但是观念意义上的欲望，比如性观念意义上的性欲或情欲或爱欲就有善恶之别了——因为性观念是自我或者个性化的总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层面。 这个意义上的善恶之别首先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别人权利的问题，如果抱着“民吾同胞，物吾所与”的社会平等态度，当然就起码可以做到“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在性关系、性生活领域里，不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工具，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等等。 贪官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恶，不仅仅在于他们假公济私，利用公权满足私欲，而且也在于其实际上无情可言，更无爱可言，根本谈不到什么“为情而死”。所以刘律师在标题的情字上加了引号，还是颇为严谨的。 为欲而死或者准确地说为贪欲而死的贪官，此人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看惩治严重腐败罪行适用死刑面还应该扩大。主权在我，转型社会关键时期反腐败“用重刑”，在政治上很有必要，在法理学理上也有足够的根据。当然，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尽快把全面废除死刑的制度建设提到转型日程上来。 其实，使用死刑这样的非常治理手段，也是贪官、尤其是腐败势力积重难返，而且目前气焰非常嚣张，比如在政治博弈中他们黑帮化，甚至暴力匪帮化，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逼出来的。 在目前形势下，这个问题上的任何优柔寡断或者蛮干轻率都会脱离群众或造成历史性不良后果。

更敦群培之死 （新式宗教歌曲，歌词未定稿） 铁兔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四点 偏西的骄阳灼烤着拉萨河两岸 一位旷代奇才的灵魂出窍归天 他的智慧几十年后还像最高的雪山 沿着文字的崎岖、拨开历史的迷雾向上登攀 鸟群回旋雌雄难辨、像是非混淆在苍茫尘寰 帕邦克天葬场四周山颠上的雄鹰山岩般凝然 见证了日出时大师躯壳最后奉献的圣洁庄严 每一次思想的日出都为龙象辈出的伟大民族增辉 每一次文明的跃迁留下博大精深的遗产令人赞叹 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伫立世界屋脊仰望朗朗碧空了悟真相实义和本然 大师以此功德回向所有法侣愿众生皆能摆脱物欲的晦暗 在这广阔无垠的星球中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尊严 并免受那严酷法令所带来的诬枉之灾、分享天国的欢愉 后人掩卷沉思无限感激更敦群培履行神的使命卓异无前 用红坠在山岩上画出心中所爱，任汹涌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暴政钳制下残忍的命运如沙尘暴，不让爱侣执手偕老留连 人生如梦祸福无常惟真爱跃出滚滚红尘厮守绿洲净土一隅 科学昌明新时代人类会谱写新的创世歌，重建现世伊甸园 2008年1月20日星期日19:10:50 注释： ▲ 更敦群培（1903—1951），4岁被认作是小活佛转世灵童，修习佛法，32岁弃考取拉让巴格西学位的荣誉而不顾，游学南亚诸国。1938年写成人文名著《西藏欲经》（又译作“爱经”），并因此在藏区闻名遐迩，声誉远播国外。44岁时因政见入狱，2年后出狱，抑郁寡欢，嗜酒颓废。49岁在孤寂贫病中撒手人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其著作和思想被发掘研究，学界誉为“现代藏族历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在藏族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参见杜永彬《二十世纪西藏奇僧人文主义先驱更敦群培大师评传》中的多杰才旦序言） ▲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全集第1卷，P5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大师以此功德回向所有法”等三行诗句引用更敦群培《西藏欲经》“结语”中最后一段诗部分句子，但词语略有变通。 ▲ “用红坠在山岩上画出心中所爱，任汹涌的泪水模糊了视线”，系化用印度古代诗人和剧作家迦梨陀娑《云使》中的句子，转引自丹朱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P57，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

毛江私事毕竟是私事，还是把注意力引导到公事上来。 毛盖棺定论的问题不解决，中共难免大分裂。现在实际上是需要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尤其是政治帮派问题。 理论上毛派不值一驳，邓力群有什么理论？成为某阴谋圈子的“王牌”，可笑。但这个圈子早在胡耀邦时就搞“影子中央”，能量很大。 要不是互联网出现，他们很可能得逞。“运筹帷幄”者还是吃透了中共体制运作机制的种种潜规则的。 互联网成了阴谋家们的天敌，大大缩短了转型的关键过程。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人口、主体民族单一，语言文字统一且表意能力强等。但是从前的体制，毛泽东把广播、报刊等“笔杆子”等死死控制住，别人就对他奈何不得。林立果也只好搞“鱼死网破”。 现在就不一样了。官方话语权力如果缺乏真实的“文化领导权”内涵，就适得其反。香港前一段选举也是例子，极左派不得人心，有后台也无济于事。 稍微长远点看，文化或文学艺术会对意识革命、价值革命起决定性作用。当然这个领域是自由表达相互竞争的领域，不是强权政治可以解决问题的领域。现在体制内外很大的潜力被压制在那里，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没解决。还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标准，文学艺术永远是世界倒数第几！ 而古代中国有过多么辉煌的文学艺术！现在人家韩国反倒“韩流”风靡大陆青少年精神世界！

晨曦：财产申报建议，民愿再起 （节录） 据一条在网络多有转载的消息报道，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2007年10月底在出席中纪委工作交接班暨欢送座谈会上，回顾了接任中纪委书记五年的工作历程。吴官正在三十分钟的讲话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顿，也多次被掌声打断而热泪盈眶。吴官正说：“回顾接任中纪委书记的这五年工作历程，心情是沉重的。我和纪委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是作过努力，作过艰难工作和必要的斗争，我自己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遗憾大事而离任的。”吴官正所说的三大憾事，其中之一就是没能建立关于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吴官正说，早在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聂荣臻等老一辈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共产党？吴官正解释说，党内对财产申报制抗拒、反对、抵制的势力相当顽固。所持的理由是担心失控，使干部和干部家属处处和人民处于对立局面，会造成政局混乱等。吴还披露，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中组部等几大部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两大问题，一是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二是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有个地方的省、厅级干部，相当一部分拥有千万以上的资金，另一个省的省、厅级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拥有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问。2005年，中央决定在几个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也仍然以难以推行而中止……这次会上， 吴官正在自我总体评价上，心情沉痛地给自己打了五十九分，他说：“如果人民能对我的工作给予六十分，我会很感动。面对严峻腐败、消极情况、积重难返的问题，我给自己仅能打五十九分，不及格，这样，我才能减轻些包袱。” ( http://www.tecn.cn ) 中纪委最高领导离任时说出这种心情沉痛的话来，表明我国反腐的形势之严峻、任务之繁重，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感慨与无奈、他透露出来的内幕信息，留给社会思考的东西实在太多。由此看来，财产申报对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讲，还真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话题。 ( http://www.tecn.cn )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论建议能否接纳，对那些孜孜不倦表达民愿追求真理的志士仁人，社会都该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敬意！ ( http://www.tecn.cn )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天益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tecn.cn）。

年大六点评： 我当然不赞成江棋生先生说马克思是“庸医”，看过我近几年我这方面文章的人都了解这一点。 记得1996年夏天，我在当时《人物春秋》搞编辑时，有天碰到江先生，他给了我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复印件，我十分感激，因为当时我非常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十几年来，也不知换了多少个地方住了，但是这篇文章一直带在身边。江先生对哲学有专门研究，可惜一直无缘当面请教讨论。我同李海、李进进都讨论过这方面的学术问题。看法有一致，也有不一致的，这很正常。我们之间本来就不是什么“党同伐异”的小派别关系嘛！ “有一百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一百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学术界的朋友恐怕知道的不少。至少，马克思主义内部或者外部或者交接部衍生的学术思想、文化和政治流派恐怕比自由主义少不到哪里去。这正是这两种“主义”在现代社会里富有文化生命力的表现。实际上按照葛兰西的思路，这两种主义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盟者；葛兰西并不是有的人误解的那样的极权马克思主义者。 至于有人在学术上批判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绝对是好事！科学的东西欢迎批判，也在不断证伪中调整自己甚至范式革命。当然，原教旨反共主义是另一回事，不是学术问题，也不是自由民主阵线内部的问题。原教旨主义的特征是不对话、专门对抗，所以必须取缔、打击。 我是坚持和发展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即使朋友间辩论，我也一贯持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你要是能够说服了我，我听你的，说服不了，就只能“我爱我师，更爱真理”！ （下面是正文） 江棋生：庸医马克思 发信站：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44599 作者：江棋生 前不久，我们和一位让人敬重的老先生相聚。席间谈到如何推进中国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变革时，老先生认为，对马克思可以手下留情，但要批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是谓“托马改制”。老先生言罢，大家全都会心地笑了。我们觉得，还没有公开与体制分手的老先生那一辈人，尽管出于各种考量而肯定马克思，或者不想批判马克思，但他们能批毛，能“托马改制”，就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我与老先生们“和而不同”。我尊重和理解他们的“托马改制”，但我的做法是“批马改制”。我之所以要批判马克思，一个原因是胡锦涛及“左派”们还在对被他们视为老祖宗的马克思进行瞎吹捧。而更为主要的动因是，一些早就和体制决裂的异议人士对马克思的肯定评价让我颇为吃惊。 我以为，有的异议人士至今对历史唯物主义抱赞美态度，多少还有点情有可原。因为唯物史观貌似真理，比较蒙人。但是，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绝对站得住脚的”这句话从异议人士口中说出来时，我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了什么分析和批判呢？ 100多年前，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诸多不公、不幸和灾难之后，为资本主义进行了把脉诊断。马克思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得了不治之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对立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马克思随之开出了他的 “科学社会主义”药方：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马克思以为，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消灭资产阶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后，人类就实现了从必然王国跨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也就成了自由的人。因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然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类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指出的路，决不是什么通往自由王国之路，而是一条走向更多奴役、更为不公、更大不幸和更深灾难的不归路。 没有事实表明马克思生性邪恶，居心不良。但人类历史进程表明，他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医；他对资本主义的病因作了致命的误诊，并因此开出了贻害无穷的药方。我也不否认马克思悲天悯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但我不得不说，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是站不住脚的，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主干是错的。行文至此，我是真想当面问问那些异议人士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难道这一点还不算板上钉钉？还不算朗若白昼？ 我说马克思是庸医，哪谁是良医呢？人类近代思想史告诉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的丑陋和危机，另有人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和批判，开出了不同的药方。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高调、武断和走火入魔的批判不同，他们不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导向资本主义破产的基本矛盾，不认为资本主义不可改良，只能摧毁。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理性、清醒和深刻的批判后，提出了各种可行的制度改良举措。这些人就是良医。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年来，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再生，在曲折中前行。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它还风华正茂，风头正健。按理说，在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已如此雄辩地证伪了马克思断言的今天，那些马克思主义辩护士们除了坦诚认账之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一面采取鸵鸟政策，拒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被证伪，一面居然还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不是马克思发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恐怖威胁，资本主义早就“死于安乐”，不见踪影了。 什么叫无理搅三分？这就叫。在我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生机勃发，主要得益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合理性和强大生命力。其次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纠错机制，它不讳疾忌医，允许警钟长鸣，它的弊端可以被公开批判和得到疗治。在我看来，那些把资本主义的与时俱进和无量前程归功于马克思胡开方子、乱敲丧钟的马克思主义超男超女们，不是太有才了，就是太搞笑了。 2008年1月29日 于北京家中 ★读网偶感：“杀马”不是“批马” ——再评江棋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主义”是什么？就社会问题研究而言，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分析模式或者理论思维框架（范式）？我看可以。 因此，在今天这方面林林总总的“主义”互动和文化领导权竞争的多元“主义”百家争鸣的格局中，完全可以说：经过马克思，才有“主义”，绕过或者躲过马克思就没有“主义”！ 其实，江棋生先生说的“批马改制”如果理解得正确，在赞成运用自己的良知和理性反思和“批判”现实社会问题的人们之间，还是的确可以“和而不同”地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各抒己见、进行建设性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政治的对话的。 但是，江先生不由分说地取消了马克思，而不是批判马克思——诸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高调、武断和走火入魔的批判”、“马克思指出的路，决不是什么通往自由王国之路，而是一条走向更多奴役、更为不公、更大不幸和更深灾难的不归路”、“人类历史进程表明，他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医；他对资本主义的病因作了致命的误诊，并因此开出了贻害无穷的药方”、“胡锦涛及“左派”们还在对被他们视为老祖宗的马克思进行瞎吹捧”云云，却恰恰不是一种“讲理”的态度！于是“在我看来”云云的对话价值就难免付诸阙如，相反倒有“鸵鸟政策”甚至“无理搅三分”之嫌。 “马克思主义已被证伪”这样的全称判断的说法本身就是值得分析的。正因为，作为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层面，所以它的某些部分或层次从马恩本人起，就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证伪，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但是，如果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已被证伪”，因此取消了马克思主义，那么至少像以赛亚.伯林这样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被看成自由主义大师之一的学者，不会这么看。 下面是我最近（1月24日）发在网上的《要言不烦（146）：一场扩展中的全球规模的伟大社会文化运动——谈谈当代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意味着什么》一文的节录： 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熟悉的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以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和诠释而著称于国际学界的大师级学者，也是一部学术价值颇高的马克思传记的作者。我认为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对马克思主义的臧否还是颇为中肯和具有学术上的实质性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理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教科书……一切是非善恶、真伪美丑，都由阶级利益决定。”“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与观念的科学社会学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哲学理论作为总体观念（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必须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估与考查。而社会的总体世界观又是以一定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 “他现在手中有了一种至少在原则上具有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的确定性的科学，这将使人能够根据自己对人的社会属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合理地组织好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雄辩来取消哲学，而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不如说是把哲学问题变成实际问题，尤其是变成马克思主义自称找到了科学答案的那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实际问题。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一些最令人难以信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维内容植根于人的社会实践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却不能说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会随着实践的消失而消失；更不能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实践获得解决。” “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只能通过合理的思想——通过数学的、哲学的、法律的、语言学的、生物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思想，而且通常根据各门学科的要求，在高度抽象的情况下才能加以解决。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理论，无疑是对某些知识领域的重大贡献（如社会研究领域），并且可能对伦理学和美学产生根本的影响；但它决不是那种全部理论领域的‘万能钥匙’，甚至不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方法。”（布莱恩.麦基《思想家.第二版：与十五位杰出的哲学家的对话》中文版，周穗明、翁寒松等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7月；这些话引自该书第一部分“哲学引论”） 显然，伯林反对把作为社会的一种总体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看成和说成“一种至少在原则上具有像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那样的确定性的科学”，也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说成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世界观”。我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而且恰如其分的。 “列宁的一个关键思想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政党，没有革命的政党，就不会有革命。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毫无保留地赞同列宁的这一思想”；但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学说的看法却与列宁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不同。列宁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可以应用于政治当中的社会科学”； “相反，葛兰西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哲学’和‘意识形态’（即他所谓的‘世界观’）（也就是伯林说的“社会的总体世界观”——年大六）。”（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中文版，黄华光、徐力源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5月；上述内容引自该书《葛兰西与左翼政治文化》；作者：弗朗科里.沃尔西） 如果进一步澄清两者的终极立场或者核心价值取向，那么就可以发现，两者理论上对立根源于其人性的不同信念或者对“以人为本”的不同理解和信念，更为精确地讲就是根源于不同的社会人本体论范式及其主体想象（社会人世界的总体图景）。 列宁的人性观是与其“大统一”实体唯物论和历史决定论哲学立场相联系的“齿轮和螺丝钉”社会人，而葛兰西认为，“人不管如何丧失理智或如何遭受异化，从根本上讲他都是自由的，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是自由的，是具有无穷思想和意愿的，因此，使每一个人都从异化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创造性，是一种有效的、不可放弃的需要”；“这种具有哲学和普遍意义的伟大的革命需要，必须与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现实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变革要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这种革命需要才将是有效的。” “在这方面，葛兰西深刻感到，19-20世纪的这场工人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实际上就相当于历史上的宗教改革。” “在葛兰西看来，这一切都是与所抱幻想的大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的信念将会使抽象的幻想变为具体的现实，使全球解放的理想变为一种集体的激情”； 葛兰西认为，这个以革命的渐进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活动，具有不可缺少的集体信念和实用型意识形态（广为传播的世界观），并准备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夺取政权的政党，实质上就是一场正在扩展中的伟大社会文化运动，它必将把被压迫阶层中力图建立自己国家的所有人都团结、聚集起来。”（出处同上书同一篇文章） 从世界历史视角看，“将会使抽象的幻想变为具体的现实，使全球解放的理想变为一种集体的激情”的“以革命的渐进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活动，具有不可缺少的集体信念和实用型意识形态（广为传播的世界观），并准备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夺取政权的”、“这场工人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正在扩展中的伟大社会文化运动”过时了吗？不！大量的事实表明前苏联模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卸掉了沉重历史包袱的、上述意义的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 ——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可能在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状态下有效地、健康地进行。《共产党宣言》说得好：“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上述意义的全球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的口号只能也只应当是：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自由民主力量，联合起来！ 2008年2月2日星期六7:59:08

★ 二零零八北京新春哲学感言上网抒怀 小 序 2001年夏，笔者经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戴煌先生引见，拜会了因癌症也在那里住院的王若水先生，谈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21世纪发展趋势问题，王先生虽病体不支，仍语重心长鼓励晚生锲而不舍，继续探索与人性的科学研究相关的哲学前沿问题。 此前，先贤李慎之，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嘱咐学界后生“好学深思，高瞻远瞩”，把“与当代系统论相结合的广义进化论”“引进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然后通过广泛的探索，深入的讨论，继续的生发，不断的汰洗。”这种“完全与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宇宙论与心性论相合拍”的“科学的哲学”“应当能对中国人历来所认定的‘天人合德’、‘明心见性’这样的命题作出满足当代人的理性要求的圆解”（李慎之为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所作的序言；北京，1994年12月） 两位哲人虽先后谢世，然薪尽火传，笔者承续先贤遗绪，近七八年来夙兴夜寐不敢稍许懈怠，兼收并蓄，囊括前沿，略有所得，以与科学界同道宋逸人博士哲学通信等形式陆续发表了一些文论。最近又初步集大成于《二零零八北京新春哲学感言》，奉献于学术同仁，以期抛砖引玉，把这一无疑具有文明轴心转换大历史性意义的“立心”、“弘道”盛事，进一步推向更高境界和水平。 又：近读竹林七贤诗文，所谓“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而肆志”；“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云云狂逸之气荡然于胸。昨夜续《与宋逸人的哲学通信》至十九，感慨平生，若有所思，一抒胸臆如下： 待曙危崖秋风冷，轻寒重雾海朦胧。 涛声律动连千古，河汉横空瞰四瀛。 来者古人皆不见，往来逆旅谁匆匆？ 同流大化隐缠序，万象纷呈显析明。 2008年2月4日星期一11:08:09

发表人：年大六 发表人邮件：1 陶东风：“艳照门”事件显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摘录) 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不仅侵犯了私人利益，也毒化了公共领域，使之伪公共化。就“艳照门”事件而言，它不仅改变了私人隐私的性质，而且也使得公共领域徒有公共之名而没有公共之实，使之不再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事件而热衷于炒作名人绯闻。公共领域的毒化还是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因为这样一来，公民的切身利益在公共领域得不到保护，损害公民的政治权利的现象不能得到媒体的应有关注，无法成为公共事件。 ( http://www.tecn.cn ) 看来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和相当一部分网民，真的是病了，病到了离开明星的趣闻轶事无法活下去的地步。在这里，我不能否认人大概都有窥视艳照的阴暗心理，这或许是人的本性，对这种本性，我们似乎不能指责什么。但是我相信，在一个优良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种阴暗心理会得到引导，限制在隐私领域，而不是一路高歌进入公共媒体，发展为全民性的公共事件。就此而言，说我们的文化病了大约并不为过。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极大地培育和光大这种阴暗心理并使之在公共领域大出风头？ ( http://www.tecn.cn -------------------------------------------------------------------------------- 发表人：年大六 发表人邮件：1 楼上引用的陶东风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但“我们”就认同而言太空泛了！ 必须看到，大陆社会还没有形成真正自主的公共领域，以所谓公共名义出现的舆论，即使在网络上也是受到少数人把持的有关行政权力操纵和控制的，包括什么话题能成为热门话题。这在一些大网的实际编辑方针上看得很清楚！比如反右运动再评价问题，显然是意义极其重大的公共话题，但是不要说成为热门话题，就是一般网友讨论也几乎是一律严控、不准搞的；因为据说政治局去年三月有决议，而在大陆社会，尽管这一决议明显挑战基本人权概念，但是政治局是最高“现管”，解释宪法甚至修改宪法的权力实际上就掌握在政治局手里，否则九大、十大之后的宪法胡改、瞎改、乱改，几乎成为立宪史上的大丑闻也就不会发生了！ 我这里直击核心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公共问题！但是，就是在这里议论一下恐怕也不行。我在新浪博克网的个人博克被屏蔽已经二十来天了，我上网发帖明显有人跟踪，有时甚至直接拦截，据说这样做的高科技要耗费巨资才能引进。看看我们“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优越”体制如何对待公民权利吧！ 这样的体制还要“坚持”，不是公然逆政治文明潮流而动吗！ -------------------------------------------------------------------------------- 发表人：年大六 发表人邮件：1 一觉醒来，此时正值“五更寒”或曰黎明前混沌时分，倏然有所感悟，即兴发言如下： 陶东风先生提出了艳照门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所牵涉的大陆社会公共选择的核心价值导向变态和扭曲，导致公共领域被系统毒化（犹如病毒嵌入操作系统）——这样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病态问题，才是最需要我们这个转型社会朝野有识之士着重关注的真问题、大问题！ 通俗地讲就是公共话语权力运作的“舆论导向”形成和维系机制，究竟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真实的民情、民心、民意“自组织”、“自会聚”形成的文化建构“动态核心”舆论导向，还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总体性权力以“现代君主”（这类型“核心”其公共权力结构性实质就是顾准说的僭主）自居，压制、监控、遮蔽、扭曲......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体现少数特权者政治意志的权力总体上控制和操纵公共领域，使公共领域丧失自主性，出现的所谓“公论”实际上是私论、派论甚至帮论！ 比如政治局去年三月关于反右运动的决议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舆论导向”，看看这个网刚刚转载的学者徐贲的文章就很清楚了。文革神话领袖个人站不住，现在神话政治局能否站住呢？当然，维护中共组织纪律意义上的全党统一是大陆社会和平转型的关键或者核心结构性前提，但是民主集中制是整体性、有机性、动态性原则，否则像九大、十大乃至某种意义上讲十一大那样党代会层次犯错误甚至构成“国家犯罪”（指文革）的问题就永远不可能纠正了。 类似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那样洞察“历史”的睿智老者希望中共通过党内民主——比如通过恢复和发展《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这样的拨乱反正过程，能通过“真相与和解”机制解决这类问题，不要重蹈前苏共核心分裂导致自身解体和崩溃的覆辙——而且这样的希望目前看也有实现的可能，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胡温这样的最高领导人如高层不少老干部所认为的，是“好人”，是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也是“有一定能力的人”。即使他们诱导和驾驭政局困难很大，甚至面临的可能的危机和陷阱很多，但是寄希望于中共自身民主改革如同当年蒋经国时期国民党“脱胎换骨”民主转型成功，起码不是没有一点根据。 事在人为，中共党内上层如李锐、杜光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群体提出“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性口号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山先生如果健在，目睹两岸三地政局现状，也会登高一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被知情人士说成“忠门逆子”、“新贵纨绔”的野心家、阴谋家小圈子，政治上不会有未来——这是曾经的“圈内人”也已经看透的历史“玄机”。 文化中国如同经济中国、政治中国一样大有希望！“识时务者为俊杰”！时不我待，求其在我！中国人，和平、民主、统一——发展和奋斗！旧邦新命，新文明曙光在前！ -------------------------------------------------------------------------------- 发表人：年大六 发表人邮件：1 惊醒！猛醒！一些政治酣睡中的同胞： 请您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下面这样真正触及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核心问题的话题，为何不能成为大陆乃至香港特区传媒舆论的热门话题？相反，艳照门之类却每每成为传媒舆论热点、焦点？ 县处以上公职人员公布财产状况，是法制文明的基本要求 2008-01-22 18:13　来源: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 社会现实调查 关于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建议人： 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多所高校特聘教授） 巩献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柳运光 （原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党的七大代表） 秦仲达（原化学工业部部长） 马 宾（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喻权域 （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委员） 杨守正 （外交部离休干部，原驻苏联大使） 周光春（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 韩西雅（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陈谈强（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苏铁山 （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 王子恺 （原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赵光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国瑞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臧乃光（原中国银行总行副总经理） 徐非光（中宣部离休干部） 徐学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师职离休干部） 高 彻 （原东北工学院退休干部） 高 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孙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默明哲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审） 刘日新 （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 张宏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世辉 (中科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吴秉元 （铁道部党校教授） 杨 荣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田盛颐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徐 飞（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徐治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卢明森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 蔡善铎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文琳 （国家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孙德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高级经济师兼律师) 孙祖芳 （原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蛇口科技公司部门经理） 卢子恺 （江苏苏州万凯车辆服务公司董事长） 韩 青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财务规划师） 李 超 （北京佳力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义华 （原北京市东城区妇联主任） 李富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仇英军 （河北宣化科技职业学院教师） 崔金城 （山东金麒麟集团工程师） 何义英 （中医科学院中医医师） 杨压难 （辽宁电视台高级工程师） 居思慿 （燕化公司退休干部） 冯宝英 （安徽省铜陵有色金属公司退休干部） 王月华 （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董 青 （北京红枫树妇女热线心理咨询师） 联系人： 李 成 瑞 巩 献 田 ——同胞们：无论您对他们的建议持何种看法，总不能否认其无可置疑的政治重要性、关键性吧——尤其在目前中共高层正在筹备新的一届全国人大、政协的政局关键“分叉”。 究竟什么政治力量可能恐惧并蓄意遮蔽、压制乃至封杀这样的话题呢？文革的说法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很清楚嘛！十三亿大脑不是只有几个或者几十个、几百个能够思考——在信息社会革命方兴未艾时期尤其如此！

转载重要文献研究资讯一则： 《李鹏人大日记》中记录的修宪过程 在李鹏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三次宪法修正案（1999年）。关于修宪的程序，《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但这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无法看出是哪些力量在真正启动修宪程序。李鹏的人大日记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兹对历时半年的第三次修宪过程简述如下：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把此写入党章。 报告还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1998年1月25日，八届全国人大党组在给中央的请示中，建议在九届一次会议后，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按照法定程序，提出修宪方案，进行修宪的准备工作。 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萧灼基委员以委员名义提出1178号提案，即《根据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建议》。王曦委员提交3条建议是：写入邓小平理论；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提案第1284号）。 8月13日，召开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建议成立中共中央修宪小组，初步提出修宪的主要内容。 10月23日，李鹏和江泽民讨论修宪小组名单，后者同意李的名单：李鹏（任组长）、田纪云（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人大副委员长）、温家宝（副总理）、何椿霖（人大副秘书长）、王维澄（法律委主任委员）、郑必坚（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央正式提交了关于修宪问题的报告，确定了本次修宪的内容。 10月29日，中央开会原则同意小组名单，指出先开展工作，再报中央会议同意。 11月13日，召开中央修宪会议，修宪小组成员与会讨论。达成共识：要以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修宪，宪法内容必须修改的才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争议的问题不改。 11月27日上午，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通过12月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同时提出1999年1月增加一次常委会会议，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 下午召开修宪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建议稿，基本上确立了草稿的主要内容。 11月28日，修宪小组把宪法建议稿报给中央常委，李岚清提出可否删去有关供销社一段内容。 12月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修宪小组名单，原则通过宪法修改建议稿。 12月5日，中央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和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征求意见。 12月9日，中央决定明年人大代表审议宪法修正案放到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之前。 12月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 12月22日，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的法律专家座谈会，与会人员15人。其中包括张庆福（社科院）、曾宪义（人民大学）、廉希圣（政法大学）、孙丙珠（政法大学）、肖蔚云（北京大学）、黄子毅（中央党校）、蔡长水（中央党校）、李步云（社科院）、陈光中（政法大学）、高铭暄（人民大学）、韩大元（人民大学）、王家福（人大常委会）等。 12月24日，李鹏主持经济学家座谈会。田纪云、姜春云、温家宝、何椿霖、王维澄参加。经济学家有厉以宁（人大常委会）、吴敬琏、董辅礽（社科院）、王玉（中央党校）、方生（人民大学）、王东京（中央党校）、晏智杰（北京大学）、李京文（社科院）、陈吉元（社科院）、袁木（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乌杰（国务院体改办）、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修泽（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 12月28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确定明年1月28日举行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专门审议宪法修改问题。 1999年1月4日，修宪小组会议，讨论反馈意见。 1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1月28日-30日，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委员分组讨论中央建议。由于中央没有事先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意见直接拿到常委会审议，就又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注1）本次会议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常委会表决时125人出席，124票赞成，1票弃权。（注2） 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田纪云作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代表分组讨论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对宪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投票。共2811票赞成、21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草案。 由此可见，本次修宪主要是由中央修宪小组启动，一般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组长，经过中央多方征求意见而成，法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2004年第四次修宪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过程进行的，只是根据修改内容的不同有不同的活动。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在2004年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会二次会议上作说明时称：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03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根据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着手进行宪法修改工作。2003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修改宪法工作，确定了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强调在整个修改宪法过程中，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严格依法办事；成立了以吴邦国同志为组长的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中央《建议》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按照中央确定的这次修改宪法总的原则和工作方针，经过半年多工作形成的。 这次中央《建议》的形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自下而上、两下两上，经过反复认真研究，形成修改方案。去年4月，中央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上报中央。5月、6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座谈会，听取地方、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专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拟订出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由中央下发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同时，胡锦涛总书记于8月28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吴邦国同志于9月12日召开部分理论工作者、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座谈会，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意见和建议比较集中。根据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意见对中央《建议》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后，形成中央《建议》草案。二是，中央《建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研究，提请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后，由党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 注1：在李鹏看来，这是一大缺点，因为一些委员不同意中央的某些提法，可能在投票时弃权，因此他分别与不同意的委员进行了沟通，说明这只是建议案，不是决定，有问题可以在全国人代会上继续讨论。而且经过一次会议就要通过显得急促。修宪小组以中央的名义工作，不可能随时与人大常委会委员沟通。 注2：草案和中央的建议完全一致，没有任何修改，这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Posted by Hu Ling @ 读书生活 (Reading) | English Version | 发表

★要言不烦（147）：论 对 毛 泽 东 “ 盖 棺 定 论 ” 多少有一点历史洞察力、文化和政治趋势现实敏感的人都不难看出：对毛泽东“盖棺定论”目前不仅绝对必要而且已经完全可能。 这涉及到大历史尺度的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一个大历史性的转折或分叉点已经展开，作为中华文明现代化转换意义上复兴的结构性前提的核心，就是文化和社会的公共选择机制从极权型“革命性”地转换为民主宪政型。 古典中国文化和政治权力体系的轴心运作机制意味着：科举即智识或者学问，等于精神的、世俗的权力；并由此而生产、再生产出整个社会对于相对或绝对皇权的体制化的臣服乃至内化的敬畏和忠诚。 所谓“毛泽东时代”（1957年反右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的大陆社会权力体系的轴心运作机制，无非意味着这方面某种意义上的“复古”，只不过新科举取仕的标准叫做“又红又专”，也就是“中体西用”的毛式说法。 其实质在于：以毛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马列毛”意识形态教条等于精神的权力甚至某种意义上也是世俗的权力（如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 当局通过对社会总体化的精神控制和意识操纵，从而竭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整个社会对于极权主义的所谓“红色文化帝国” 相对或绝对新“皇权”的最低限度的体制化的臣服乃至尽可能的内化的敬畏和忠诚（古典模式的“忠君任道”翻版而已）。 但是，改革开放无疑使民智官智大开，以毛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马列毛”意识形态教条的权威性越来越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符号甚至标签化的空壳。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精神根系联结的重建、文化和智识秩序的重新整合显然势在必行，而且势在可行。 于是近些年来，对两岸三地社会精神生活具有某种文化和智识功能聚类的思潮纷纷涌向“前台”竞争话语权力乃至文化领导权。 但是，信息时代开放社会的思想角逐不存在“鹿死谁手”的问题，只存在文化和政治选择机制民主化抑或新极权化这样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关键选择问题。 我看大局已经明朗！大势所趋：极权必衰，民主必兴！ 在政治文化领域中，笔者信仰和坚持的文化领导权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勃兴。 这一思潮和社会文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化正统、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正统的最忠诚、最坚定的继承和弘扬者，而且也是人类社会民主化历史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运动正统最忠诚、最坚定的继承和弘扬者。 它唯一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因为它们拒绝对话、坚持对抗。 在它的旗帜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精神和方向，将重新焕发光芒，只不过已经历史地转换为以下人类新文明精神意义的联合： 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自由民主力量，联合起来！ 2008年2月15日星期五10:06:36

年大六评点：徐崇温先生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徐崇温: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篇文章的基本政治和理论视角或者立场都没有变，特别是下面一段，暴露了他对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基本估价根本不顾基本历史事实，而是趋附某种特殊利益派别的需要。 这在目前是一个关键的现实政治博弈问题。 毛晚年的极权主义转向的理论奠基作，就是《正处》，此文是毛在理论基础和思想路线上推翻八大方向路线的铁证，文革期间，康生、张、姚等宣传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著作中《正处》也是核心著作。 徐崇温先生对这样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不知道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下面是徐文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话： 但由于1957年下半年受国际国内出现的一些复杂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冲击，再加上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同志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与客观实际日益相悖的错误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的偏离，这使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走到歧路上去：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毕竟为我们党在尔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了前提。 附录：徐崇温: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报告强调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的这个精辟论断，激励和鼓舞着全国人民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进一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却始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尽管这种探索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其中尤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最为突出。 (下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80期第一、三版。2007.10.25） ★ 李铁映与我所部分学者座谈 2007年12月28日，李铁映与我所部分学者座谈。参加座谈的学者有：李景源、陈筠泉、吴元梁、赵汀阳、胡新和、李惠国、段伟文、朱葆伟、黄裕生、蔡肖兵、李德顺。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507 传真：(010)65137826

年大六----是个什么东西

★要言不烦（150）：深入浅出界定国家概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前沿探索 “幸福感”和“明白感”的关系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古人说“乐生于智”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生活中获得一种智慧感或者“不惑”感、明白感，就会觉得快乐，比如觉得自己活得尊严，没有被外在于自己思想的什么意识操纵势力“懵”住，而是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言语和行动的“主体”（自主的社会行动者）存在着（活着）。 明白感、智慧感或者理智感与个人能否清晰有效地进行概念化思维显然分不开。一个人是否是个明白人，只要看他用来思考和说明某个问题的基本概念是否清楚就大体可以了。 比如人们觉得自己政治上是个明白人，就不能不问问自己对经常挂在嘴边的“国家”概念是否真的清楚。 不久前发生雪灾时滞留在大雪中进退两难的个人，得到武警战士的救援，很容易从直观乃至直觉的角度知觉到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乃至某种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国家在起作用。如果把这种知觉转化成概念和推理思维，那么很容易得出国家概念就是指政府机构及其运作的权力机器（军警、法院、监狱等）。 但是，这时如果有人问：你说自己是中国人，“中国”的“国”是不是等于政府机构及其权力机器？有人就答不上来了，因为如果说等于，那么自己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国（家）人”，如果说不等于，那么就有一个国家概念进一步显析或者澄清的问题，也就是说清楚你说的“中国”究竟指什么。 有人说，“中国”就不是别的外国，比如中国人都说中国话（包括一套区别于别国的政治语言或者“说法”的广义的中国话语或语境，不是仅仅指汉语）——我说对呀，这是指文化关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文化中国。 有人说，“中国”就是能用人民币买东西的“国”。 我说对呀，这是指经济关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经济中国。 有人说，“中国”就是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可以出入境的“国”。 我说对呀，这是指政治关系实体意义上的中国，也就是政治中国。 其实还有地理中国、人口中国等等层面的视角，可见中国之“国”是一个多层面社会-文化关系过程和状态的概念，因为经济、政治乃至血缘、地缘关系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一定地理结构、人口结构乃至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社会互动模式关系整体（“整体社会”或“社会系统”或“社会共同体”等）的历史复杂性自组织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层面。 显然，这个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不等于政府机构及其权力机器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且从历史经验看，一种政府机构及其权力机器运作停止（比如满清皇帝宣布逊位、交出政权），并不等于作为社会-文化关系实体的中国运作停止，也就是说政府不等于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按照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论述，社会结构和国家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也就是说人类是先有“过日子”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人际互动关系这样的社会“内核”，才逐渐进化出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其他系统性交往关系的。当时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没有把国家形式变迁与社会-文化形式变迁区分开讲。因此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历史地考察国家形式的变迁不难发现，不能认为国家现象的产生和演变都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演变的结果，从社会结构更深层视角看，决定国家形式变迁的根本性社会关系是生活在同一历史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个人之间在“大脑-文化”信息回路建构和关联过程中形成符号或非符号互动关系（比如基本社会化个体之间的意义-思想关系和“话语”关系）。 至少这种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同等重要甚至是物质生产可能发生的社会结构前提。显然，灵长类动物社会可以不存在物质生产关系，但是却不可能离开上述意义上的社会化个体之间互动必须的信息结构性关系。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必然成为社会的物质财富再生产的主要手段，比如作为物质生产的信息结构性前提的相关社会化知识的传授和分配就是如此。 问题还在于，社会化个体之间互动必须的信息结构性关系是以社会的权威性知识资源的传授和分配为前提的，比如文字产生之后，能否学会掌握文字信息资源，首先就是一个社会的权威性知识资源的传授和分配问题（优先甚至仅仅让谁人的子女读书上学）。因此，这方面的社会控制成了谁人掌握权威性知识资源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概念化诠释理论传统的确有丰富的历史话语资源，但是仅仅靠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这方面资源不可能比较透彻地解决当代国家理论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话语与其他理论话语体系，比如诺斯的制度主义国家研究范式等相互对话和互动，显然很必要。 笔者认为，英国学者雅索普在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从葛兰西和波郎查斯的国家理论思维出发，把国家看成社会关系的理论进路方向正确。 雅索普认为，把他们的思想结合起来，“就能够把国家界定为社会嵌入其中的、社会调整的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做出集体性约束性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的整体。”“这样一来，他把国家权力理解为在制度整体中或通过制度整体被调整的权力关系，国家不是一个主体，它也不是完全起源于自己的内部或国家的全体成员之中，而是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关系。在对这些广泛的社会力量进行考察时，雅索普运用了话语分析理论，不过，他强调不能把国家看成是纯粹话语实践构造的，尽管话语确实对于经济、政治结构和策略的全面塑造具有关键作用，因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指向它们的行动总是需要某些话语意义。在经济、政治和其他系统总是有倾向性地进行构造和巩固的过程之中，话语意义在轮到它自身起作用的时候总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研究国家理论问题学者，恐怕不会无视上面这段话蕴涵的丰富的理论信息。不过，首先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这里的文本意义。 比如讲“国家不是一个主体”，指的是国家不是独立的社会行动者意义上的主体，但却可能是体现“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关系”而运作的政治权力主体，当然也可能是打乱这种“力量平衡关系”的破坏性、反文明倾向性意义上运作的政治权力主体（“暴政”）。主体的意思就是自主的社会行动者。 “话语确实对于经济、政治结构和策略的全面塑造具有关键作用”：这里说的“话语”就是指政治文化话语，也就是社会成员广泛认同并实际上用来进行认知、分析、诠释和评价公共选择问题的“说法”体系（政治文化语境）。这里说的“策略”就是指社会的政治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话语一方面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符号互动层面的社会行为。因此，话语是“大脑-文化”信息回路建构中的关键中介因素，个体大脑中的概念中枢的运作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文化中的各种话语模式相互作用，而社会政治基本概念的改变必然导致政治信念和态度的改变。 “经济、政治和其他系统总是有倾向性地进行构造和巩固”，这意味着制度化社会互动模式的建构和维系，总是带有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期待的社会力量之间政治博弈形成的社会相对“合力”倾向的，比如对社会现状变革还是保守这样的倾向不可能同时作为社会整体系统运作的倾向性起作用。如同人走路只能一脚前一脚后，所谓进化的全面只能通过变异的片面而实现或开辟自己的方向和道路。折衷或者僵持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必然有一种倾向性主导社会变迁过程，社会才可能维持总体均衡意义上的发展，否则文明就会退化而非进化。 大陆政治语言中常说的“党性”就是整体社会系统的文化和政治“方向、道路”选择的倾向性的意思。 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折衷调和各种价值取向的无定向选择，真要是这样，这样的选择等于不选择，而不选择意味着被选择。至少吉登斯的解释根本不是这回事。政治选择总是带有程度不同鲜明的价值取向的，当然好的政治选择倾向性相对体现社会系统整体进化需要的文明正当性或者合法性，而坏的则相反。 先说这么几点。衣俊卿教授主编的“西方哲学研究丛书”已经出了一批敏锐体现学术前沿动向的书，其中关于国家理论的著作很有必要关注和研究。学术著作看起来不会像看小说那么容易，但是看进去再钻出来，起码自己在国家问题上做个明白人，不被这样那样的伪“权威”话语“懵”住，还是很有“幸福感”的，如本文一开始所说“乐生于智”。 忘了说明，前面引用的一大段雅索普界定国家概念的话，出自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导言，他的著作为当代政治理论的国际学界广泛引用，显然不是学派没有帮派凑，关起门来称大王、自吹自擂的假冒伪劣学术权威的货色。导言的中译者是青年学者尹树广，他说他的翻译一直得到雅索普本人的积极支持，应当说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当然，人文社科学书语言的文化间转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类似晚年毛泽东那样对马克思说的所有制概念还没弄清楚，就要板上钉钉地大搞特稿他心目中乾坤独断的“公有制”，而且谁对所有制问题有不同意见就“打倒”谁，就实行“全面专政”的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也不应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坚持这样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专政思路及其话语（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及其政策体系），中共还有什么理论、文化和政治的根据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呢？ 2008年2月24日星期日4:58:01

★要言不烦（151）：语言混乱、思维混乱和实践上的野蛮 ——致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与会诸君（1） “语言混乱可以导致人们的思维混乱，思维混乱又会造成实践上的野蛮状态。”（《思想家.第2版：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第9页 /文化生活译丛；作者:布莱恩•麦基编；周穗明等译；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4年7月） 我认为以赛亚.伯林这话实在说到了当今中共最高决策层诸君个人所面临的执政智力和非智力素质挑战的症结所在。 “以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是老话，但也是目前诸君政治理论话语水平面临考验的现状写照。 “昏昏”在何处？就在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者命题自己说不清楚，甚至对国际学术界已经早已说清楚的，自己不去听或者听不懂，当然就更不可能想清楚、说清楚了。这在政治理论话语信息全球化时代已经是既成格局的情况下显得尤其荒唐和可悲。 比如在人类当代认识能力水平上对国家概念的清晰和明确的界定，我在上一篇“要言不烦”中已经提出自己明确的看法，但是请问诸君公开或者私下是否可以就此也发表一下同样层面的个人意见呢？这样就可以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对话。 即使不这样做，你们对牵涉到国家概念理解的政治决策的介入，也必然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符号形式“留名青史”的。 文人倘然设身处地却无“高处不胜寒”之感，那么只能说这样的思想者的移情能力或者其他理解文化心理现象的能力忒“颓扳”（上海方言）了。 如果让我直言不讳，窃以为诸君之中至少有些对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过于自信的人，此前在这个方面出的有辱泱泱中华文明传统——学统、道统、国体或道体的国际学术“洋相”实在已经不少了！ 一个明显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分析和评价作为政治理论学者和政治领袖的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比如这个理论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界定？是否这个理论在政治路线甚至仅仅是某些具体政策层面是错误的，但是在思想路线层面——比如政治哲学或者基本治国理念层面却仍然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是现在和今后必须“坚持”不动摇的？ 比如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对1957年毛泽东精心谋划和修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乃至反右运动的理论基础方面的分析和评价，诸君中有的人已经做出的文化和政治选择（网上传闻的去年三月的政治局扩大会有关决议）的理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与时俱进”意义上能否站住脚？或者换句话说能否够得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名义“说话”和“发号施令”的“资格”，至少是可以质疑、可以讨论和对话的重大问题吧？ 这方面通过组织上的多数甚至行政权力运作“以势压人”毫无疑问如同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建筑权力大厦！ 缺乏道义和认知合法性或者适当性的决议，即使像九大、十大那样以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形式上“一致通过”决定下来又如何呢？ 殷鉴不远，不赘。 2008年2月24日星期日12:03:41 附录：读网偶感（40）：与张江南先生聊聊哲学范式革命 2007-12-7 21:17:22 年大六 阅读408次 （年大六写在前面：这也是跟网上黑客对着干：实在不行就换个地方上网，老夫的脾气就是软硬不吃，“不可操纵”） 张江南先生文章谈论的“失语症”问题，台湾女诗人张香华1998年6月4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她的作品的研讨会期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是与会老诗人绿原还是牛汉发言谈到的，我记不清了。 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陆新诗界至少在面对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层面时集体实语，“主旋律”成了个体原子人“天花板”以下境界甚至“下半身”境界的自说自话，灵魂或头脑（智性）付诸阙如，诗坛似乎无头怪物影影憧憧…...我本来想接过话茬议论一番，但考虑到有外宾在场，不一定听得懂，所以就谈了诗歌的国际交流问题。 看到张先生这篇文章从“洞穴”角度谈“失语”问题，一下子想起当时自己的想法，没有像此文把问题提的这么清晰。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把我亲眼见到的社会现实呈现出来，把我对现实的思考和关切在这理性的构架中找到基础和寄托。” 用马哲传统话语的说法，“理性的方式”意味着“历史和逻辑相一致”诠释和分析模式，意味着把经验到的社会现实概念和逻辑系统化，换句话说也就是系统地描述或者“呈现”自己经验到的社会现实。 这样做首先要解决切入社会现象的终极视角或立场，也就是“归根到底”站在什么角度、把社会看成什么意义上的认知对象，简单地说就是先要解决社会究竟是什么这样的社会本体论层次的信念和理念问题。 大陆社科人文背景教育和熏陶出来的人，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避不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样的传统历史唯物论的概念和理论思维框架的影响，有些人则难免陷进去，预设对象化、客体化或者历史客观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为社会认知和研究的终极目标，这样难免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陷入误区，比如以错误的方式提出命题、设计研究提纲（也就是建构范式）——把研究目标和任务设定为把握各个社会层面或者场域的所谓“客观规律”这样不可能做到也不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把社会客体化必然意味着把构成社会的思想、话语和行为主体的人、亦即作为自主的、能动的社会行动者的人，当成自然物质客体那样观测研究。 被客体对象化地理解和诠释的人就不再会是活生生的社会人，犹如被从机体上分割下来的手已经“质变”为失去生命的手。 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体人在生理机制意义上是自成一体的实体生命或生物人，在心理机制意义上也是自成一体的、个性独立的精神或心智实体。 前者通过机体生理系统与自然环境（包括人化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生物方式意义上的信息结构性匹配而“适者生存”，后者作为与前者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叠加系统通过个体人格或者自我与文化符号环境之间“大脑-文化”回路意义上的信息结构性匹配同样“适者生存”。 只不过后一种信息结构性匹配是以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层的概念中枢、语言和符号中枢主导的个体生命信息加工系统之间意义和符号的沟通、交流和互动， 建构的主体间性规范（包括个体内心世界智识和心理秩序规范的广义的社会规范）调节的文化符号互动或者社会信息加工系统和沟通系统持续和稳定运作状态。从社会心理角度讲是所谓心理平衡或社会适应良好的个体思维和行为状态，从个体人格发展角度讲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意义上的个性自由的个体思维和行为状态。 以上所说就是我所建构的生物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和社会能动者“三位一体”意义上人性范式的系统地“呈现”或者表现“社会现实”的“理性方式”。 这样的理论旨趣或核心价值取向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和规划的能动的、革命的社会实践人性范式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这种广义进化论路向的新的人性研究提纲或范式的视野大大充实和扩展了马克思的实践人性理论，突破了马克思范式的人性和社会结构研究缺乏对个性和自我、对人类社会的生物和生态结构基础、对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文化模式内涵等问题缺乏关注或者语焉不详、甚至陷入唯理性人类抽象主体中心主义（社会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一类的历史认知局限或误区。 似乎可以说是在当代科学知识基础和文明进化经验基础上尝试建构的一种真正有效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范式的新哲学创造。至于能否成为您“对现实的思考和关切”的“基础和寄托”的“理性的构架”，这也涉及到价值和认知倾向性选择的个人偏好，也是“缘分”问题。 当然，作为一种新哲学创造，尽管已经对包括社会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传统马哲的基本范畴作了尝试性的解构和重构，而且提出并初步论证了“大脑、文化”回路社会信息结构化模式乃至主体间“通灵”等新哲学范畴。 不过毕竟还很粗糙，学理层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而且我认为现代性哲学话语只能是时空延伸水平信息时代全球化话语，不可能仅仅作为“地方性知识”而存在。因此，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理论范式创新，其有效程度如何，还要经受全球范围的有关学术共同体内部主观互证检验，不可能也绝不应该像晚年毛泽东极左理论帮派那样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等等。 当然作为一种哲学话语的文化合理性和历史有效性的检验，主要还在于这种话语的文化领导权价值能否经得起话语起作用的历史命运共同体（或者“历史集团”）的社会进化或者社会革命实践的检验，其价值直觉感染力、社会解释力和文化模式建构能力，不是理论模式创造者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价如何能决定的问题。 这里最重要的检验尺度之一，就是张江南先生文章中说的对解决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及其国民的自我认同——“我是谁？我今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些我们经常拿来考问儿童的问题”，究竟能否起作用，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关于自我认同问题，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和前几天在广州访问的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都有深入地探讨和开拓，今后有机会再交流这方面的见解。 总的说来，正如吉登斯所指出：全球化最大的特征并非来自经济，而是沟通的革命、个体自我身份的缺失，自我身份无限开放。我们笃信的事物不会恒久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的创新而变更。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威胁感到担忧，其实不必悲观、失落——本能使然，我们总是主动去寻找安全感。 吉登斯让人们想想启蒙时代，想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永远都在创造历史。他认为现在不一样了，高科技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也带来机会。 这也就是说塑造全球化面貌的“沟通革命”和人类物种进化的“意识革命”、“价值革命”对全球化的前途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我是赞成这样的想法的。 人类社会从进化出社会意识到社会进化意识或者马克思说的进化中的“人的自觉”所主导的进化这样根本范式意义上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转折正在到来，囿于所谓仅仅“适合自己经验”（李铁映副委员长最近几年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哲学命题）的“地方性知识”（有的新儒家学者使用的概念）视角或者民族本位文化决定论视野局限的“特色”价值优先的独断论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体现世界历史潮流趋向的有效性“先进文化”建构的选项，无论如何喧嚣一时，无非思想理论泡沫而已。 全球化文化间互动的前景是“天下大通”，而非彼此隔绝或者“你死我活”的民族国家本位主权至上意义上全球社会战争。 说的不少了，来不及回头仔细斟酌，随便聊天，不当之处请指正。 还是下了网才写成这篇短文。大陆网管当局对公民互联网上信息自由、表达自由权利的保障实在太不像话了。据说技术高超的黑客小圈子都有大款甚至国家权威机关里的地下活动的帮派势力支持或者幕后操纵。 不管他们。话语政治权力博弈问题，无论国际国内，这种见不得人的捣鬼把戏，可以一时一事“有术”，“也有效”，然而毕竟“有限”，有人说的什么“忠门逆子”或者“新贵纨绔”“来头”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寄希望于话语“捣鬼”，在信息时代，真可以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2007年12月6日星期四16:37:12 -------------------------------------------------------------------------------- 发表人：年大六 发表人邮件：1 勘误与说明： 非常抱歉，这样严肃的“进谏”文章技术性的错误不少，特此逐一更正如下： ▲ 甚至对国际学术界已经早已说清楚的——这句中的“已经”两个字删除 ▲ 此类问题也许还有，似乎不影响阅读。但有个问题必须澄清：以上所说就是我所建构的生物行动者、文化行动者和社会能动者“三位一体”意义上人性范式的系统地“呈现”或者表现“社会现实”的“理性方式”——这句话中说的人性研究新范式，尽管的确是我个人尝试建构的概念模式或理论思维框架，但是这个说法原先的发明者不是我，是北大学者方文学术专著《社会行动者》（2002年）中提出并系统论证的命题，只不过我的论证与他的有些区别，比如侧重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前沿进展及其相关的哲学探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