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我在新华网看到一篇《报告解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文章指出，我党一贯主张社会公平正义，为此奋斗了八十六年。

   看了这篇只讲大道理的文章后，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但我还是有话要说，说一说“同命不同价”所反映出来的不“公平”问题。

   此前的11月15日，媒体报道了“重庆女孩之死没有得到同命同价”判决的新闻。正是这个案件，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同命不同价”赔偿。此后，全国有些省市开始实行有限的“同命同价”判决。

   我所代理的三起死亡赔偿案件，法院虽然支持了“同命同价”，但是都是附有条件的“同命同价”赔偿，并不是真正意思上的“同命同价”。

   我以为真正的“同命同价”赔偿，就不能以户籍为依据，应不分性别、年龄、职业、身份，只要其被侵权死亡了，其“生命价值”都应当是一个“价”，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当生命被侵权消失后，依照法律规定，侵权人就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这个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的生命消失而产生的。此时，无价的生命似乎又成了无价了。但是，这死亡赔偿金，却不是赔偿给死者的，而是给其直系亲属。死亡赔偿金，按照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属于精神抚慰金范畴。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因他人侵权失去生命后，其亲属精神上会受到很大打击，死亡赔偿金就是用来对他们精神上的抚慰。

   这样看来，死亡赔偿金以户籍分不同赔偿标准，难道是农村人死了，其亲属精神上的痛苦就轻，而城市人死了其亲属的精神上的痛苦就重吗？

    如果不是这样，为何要分不同标准？难道是以人的成长成本为依据吗？如果是这样，一个城市小孩子死了，与一个农村中年人死了，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小孩子的死亡赔偿金，却要高于那个农村壮劳力的，如一定按成长成本来计算，那个人的失去，对家庭造成的损失更大？

    其实，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在现实中是难以细化各种情况，那么为何不可参照《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金实行全国一个价呢？

   广大的农民，是当年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全国解放后，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是那么的低下，无法与工人及其他阶层相比（除了地主）。在政治权利上，他们的选举权也只有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1995年以前分别是：四分之一（选举县乡人大代表）、五分之一（选举省市人大代表）、八分之一（选举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也不能象城里人一样，可以参加工作就业。改革开放后，农民的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但与城市居民及其他阶层相比，仍然是处于最低层，城乡差别也是越来越大。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在同一制度下，农村居民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就连死亡赔偿金也因户籍而“贬值”，这又如何来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今年“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与陕西代表团座谈时，向全国人大代表承诺，称会议结束后最高法院将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与解决司法实践中“同命不同价”判决问题。“两会”已经结束八个月了，却不见审判机关出台新的解释。

    我认为，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是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和政策来体现的，只作承诺，没有具体措施，这仍然是在纸上谈兵。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